the athletic撰文探讨了英格兰足球中主教练地位的变化，也深入分析了主帅崇拜文化的减弱以及现代足球中教练角色的转变。

在英国足球的文化中，对于主教练的崇拜似乎无处不在。从巴斯比到弗格森，从查普曼到温格，从香克利到克洛普，从雷维到克拉夫，从穆里尼奥到瓜迪奥拉，这种崇拜似乎是19世纪“伟人理论”的最后堡垒之一——就像托马斯-卡莱尔的名言：“历史不过是伟人的传记。”一些最伟大的教练甚至被俱乐部在球场外竖立了雕像纪念：阿森纳的赫伯特-查普曼和阿尔塞纳-温格，利物浦的比尔-香克利和鲍勃-佩斯利，曼联的马特-巴斯比爵士和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伊普斯维奇的阿尔夫-拉姆齐爵士和博比-罗布森爵士，利兹联的唐-雷维，以及狼队的斯坦-卡利斯。

这些人不仅赢得了球迷的心，也赢得了奖杯，他们塑造了一个个时代。麾下的球员们备受崇拜，但真正伟大的教练被放在了更高的神坛上。他们的现代继任者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然而，对于教练的崇拜已经不如从前。虽然我们比以往更痴迷于他们工作的细节——他们的整体哲学、战术选择、比赛管理、激励能力、公众言论，甚至他们的形象、着装风格和在场边的肢体语言——但他们的任期和工作范围却大大缩减。

据统计，在最近下课的10名英超主教练中，平均任期只有722天——不到两年时间。好在这个数据被克洛普在利物浦的近九年的执教大大拉高。再往前10位主教练的平均任期只有348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一名主教练塑造一个时代，当现在他们往往连一年都难以坚持？

这种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发生。过去二十年里，英格兰足球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改变。多元化的所有权模式极大地增加了经济赌注，形成了一个取代全权主教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教练似乎成了从体育总监到首席执行官再到老板的命令链中的可有可无的环节。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主教练被称为“经理”。瓜迪奥拉（曼城）、阿尔特塔（阿森纳）和埃梅里（阿斯顿维拉）在任期初期取得成功后，从“主教练”提升为“经理”。这三人是英超教练圈子中最有权力、最有保障的角色。曼联的主教练滕哈格尽管上个月签下了一份新合同，但可能并不感到如此稳健。

然而，这并不仅仅是关于职位头衔，而是关于俱乐部内部的权力分配。一个主教练在训练场和更衣室中必须表现出色。他的意见在球员招募和转会的讨论中可能很有分量，但他不太可能是最终拍板的人。在曼联，滕哈格在前两个夏季转会窗口中确实在某些时候能够贡献决定性意见，但新任体育总监阿什沃斯和新任技术总监威尔科克斯现在掌握大权，接过了曼联转会窗的任务。

如今，主教练职责的精简不再是值得惋惜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传统如此，就认为顶级教练理应负责招募球员和幕后工作人员，还要亲自前往考察潜在的引援目标和对手，这样的想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当弗格森在曼联权力至高无上时，其他俱乐部的教练们也渴望拥有相同的权力和影响力，尽管这些俱乐部的结构更加现代化，且不那么大权独揽。

如今，“后弗格森时代”的模式几乎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在文化上，我们仍然固守着经理一人掌握一切的理念。如果一支球队表现不佳，人们会认为这是站在场边的主教练的缺陷所致。

切尔西在过去两年里，在托德-伯利和清湖资本领导的财团购买俱乐部后，花费了10亿英镑（约合12.7亿美元）在转会市场上——其中很多花费是有争议的。但在此期间，他们的成绩却几乎未能超越中游水平。自然地，主教练（包括图赫尔、波特和波切蒂诺）被认为是球队运作不力的主要责任人。新任命的马雷斯卡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耐心。

在数据分析领域，长期以来就有人认为主教练/教练的影响被大大高估了，但研究表明，财务投资与球队表现之间存在相关性。当一家富有的大俱乐部在一系列教练的带领下始终表现不佳时，这往往表明问题更深层次且更为复杂。

在2009年的《足球经济学》一书中，记者西蒙-库珀和经济学家斯特凡-西曼斯基提出，只有极少数教练对球队的表现产生显著影响。西曼斯基研究了1978年至1997年间40家英格兰俱乐部的薪资支出，发现薪资支出解释了92%的联赛排名差异——而那时联赛上下游俱乐部之间的财务差距远不如现在这样极端。

库珀随后也撰文指出，财富、知识和人才如今在英超联赛中高度集中，以至于“教练们可能都可以由填充玩具熊取代”，这并不会改变俱乐部的联赛排名。他写道，主教练“主要是作为一种面向球迷、媒体、赞助商和球员的营销手段。由于他们实际上能做的事情不多，关键在于他们看起来像那么回事”。

当然，也有一些俱乐部——通常是以负面方式——教练的身份似乎影响不大。但也有其他俱乐部，教练的影响力显著改变了球队的成绩和比赛风格。

总有人试图贬低瓜迪奥拉的战绩，指出他在巴塞罗那、拜仁慕尼黑和曼城所拥有的可观资源。但他是“教练只是营销工具”这一理念的对立面，他的执教影响几乎无法忽视。

瓜迪奥拉的成功突显了顶级教练的价值。克洛普在利物浦九个赛季中的影响力，以及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分别在阿森纳和阿斯顿维拉所取得的进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伊劳拉和波斯特科格鲁在接手伯恩茅斯和热刺后，也大幅改变了球队的比赛风格。

如果说过去十年有什么发展的话，那就是教练职责的剥离，以及在有球和无球状态下更加复杂的战术模式的出现，这反而增加了教练的重要性。如今，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教练工作本身的重要性从未如此之大。

主教练职责的减少和场上战术模式的发展，实际上增加了教练的重要性。现如今，教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而是更需要与球队内部结构和约束共存的人。英超联赛中的大多数教练不再被视为“伟人”，而更多是一个在复杂权力结构中运作的高级技术人员。过去，许多成功的主教练性格强势、咄咄逼人，但现在越来越少的俱乐部愿意忍受幕后冲突和摩擦。

在最近几个月里，英超三大俱乐部（利物浦、切尔西和曼联）都曾寻找新主教练，而三位最成功的教练（穆里尼奥、孔蒂和图赫尔）也同时在市场上。然而，现实情况是，无论是曼联、切尔西还是利物浦，最终都没有选择这些曾经的名帅。各大俱乐部更倾向于寻找能够适应新的足球环境的教练，而不是坚持旧日“伟人理论”的角色。

近年来，几位极具声望的教练，如穆里尼奥（今年1月被罗马解雇）、孔蒂（去年3月与热刺协议离队）和图赫尔（今年2月宣布赛季结束后离开拜仁），都重新回到了市场上。此外，还有才华横溢但性格火爆的德泽尔比，他在赛季结束后离开了布莱顿。曼联与图赫尔和德泽尔比进行了认真的谈判，最终还是决定继续支持滕哈格，而切尔西和利物浦则没有表现出兴趣。

利物浦同样没有考虑穆里尼奥或孔蒂。他们曾对德泽尔比有所关注，但最终因风格问题和他与布莱顿高层的冲突而放弃了选择他。他们选择阿尔内-斯洛特的主要原因是他在执教能力上与克洛普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有趣的不同点，同时他在费耶诺德成功融入俱乐部结构的经历也让他成为了利物浦的首选，而不会像德泽尔比那样容易引发摩擦。

切尔西的情况有所不同。经过短时间内的多次换帅后（包括图赫尔、波特和波切蒂诺，以及此前的孔蒂和穆里尼奥），他们希望采取不同的策略。他们选择了马雷斯卡，这位曾在2021年执教帕尔马14场比赛，去年又执教莱斯特城53场比赛的教练，并认真考虑了麦肯纳和托马斯-弗兰克，这表明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可能比波切蒂诺和图赫尔更合作的教练，而不是单纯的“是人”。

问题在于，当像切尔西这样的俱乐部在过去几年中对改进如此抗拒时，这表明，如拉特克利夫爵士在2024年年初购买曼联股份时所说，根本问题在于“环境”而非教练本身。曼联在今夏对幕后团队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但仍选择继续信任滕哈格。相比之下，切尔西通过任命另一位新任主教练来冒险，似乎并未对其球员招募策略的合理性进行深入反思。

这正是现代足球的一个巨大矛盾：许多俱乐部的决策者对待教练和执教艺术的态度非常随心所欲，期望快速改善成绩，但如果成绩没有迅速提升，或者即使起初有提升，但未能持续，教练就会很快被抛弃。

主教练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脆弱和容易被取代。斯洛特有理由相信他将在利物浦获得时间，因为他签下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但马雷斯卡很清楚，在切尔西五年的合同并不能保证耐心，毕竟波特去年4月在签下类似期限的合同仅七个月后就被解雇了。

总的来说，尽管球迷们从未如此痴迷于教练们的一举一动，但他们中越来越少的人能获得足够的时间去创造那些辉煌的成就。随着弗格森和温格（分别在曼联执教27年和阿森纳22年）的离去，克洛普和瓜迪奥拉也可能成为最后一批在同一家俱乐部长期执教的主教练。

近年来，现代足球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倾向于寻找那些愿意在结构化环境中工作的教练，而不是那些喜欢引发内部冲突的强势人物。这种变化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尽管对教练的关注从未如此强烈，但他们却越来越难以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执教体系。如今，教练不仅需要在战术和管理上出色，还要能够在俱乐部的复杂权力结构中有效运作。

这个趋势也表现在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上，尽管滕哈格获得了一年的合同延期，但他并没有获得十足的安全感，因为俱乐部曾认真考虑过取代他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纽卡斯尔的埃迪-豪也公开质疑自己在俱乐部的基础是否坚固，这进一步说明了现代足球中“伟人理论”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

总体而言，尽管克洛普和瓜迪奥拉可能被视为最后一批能够长期执教的教练，但他们的时代正在慢慢消退，而现代足球的条件和文化已经与过去的“伟人时代”有了显著不同。